首先，是学校领导者的影响因素。校风是一个学校全体人员的精神面貌的集中反映，它与领导者的倡导有着很大的关系。但不是每一位校长都能对所任职学校的校风产生很大的影响，只有那些有魄力、远见卓识的领导者才能对校风产生很大影响。大家知道，一个校长改变一项制度、甚至几项制度容易，而改变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很难；影响几个人容易，而影响学校大多数人很难。但他们可以凭借个人的魄力，依靠行政管理，推动校风建设，锲而不舍地抓下去，终可以有所建树，有所成就。从一些传统积淀比较厚的学校来看，良好校风的形成大都和杰出的校长有重大关系。如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清华大学的蒋南翔等，就是对校风建设具有重大影响的校长。
   在1916年蔡元培接任校长前，北京大学办得无甚特色，不过是国民党政权下一个顺从的下属机构而已。在蔡元培接任校长后，情况就大为改观了。他改变了北京大学的办学目的，他认为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人的，使他们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们的人格，于人类文化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他在聘用教师时，惟才是用，不论信仰，尊重自由。所以，虽然他自己坚决反对清朝的封建统治，却聘用了积极拥护袁世凯而与章太炎齐名的古文学家刘师培。虽然他自己尊崇资本主义制度，但却聘用持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陈独秀。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倡导新文化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影响很大。当时，他接到蔡元培的聘书后，没有接受邀请，因为《新青年》编辑部设在上海，要接受聘任就得停办《新青年》。蔡元培了解到他的难处后，坚持要他来北大任教，并帮陈独秀把《新青年》杂志社迁到北京。就这样，北京大学集结了一群政见不同，却都才华横溢的人才。这就奠定了北京大学崇尚科学的风气。
   蔡元培一改过去校长权力过于集中的制度，实行学校的重大事件由各部门选出的有名望的教授组成的评议会来决定。并且把权利下放到系，系主任有权决定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这对于北京大学形成民主的风气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蔡元培自己虽然出身于清朝的科举，但他却坚决反对清廷。因为满清的腐败统治导致了国家的积贫积弱，他毅然辞官，创办了爱国学社，高举反清反帝大旗，影响波及全国。后又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所以，北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更加高涨。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的中心，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传授马克思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最初基地，这都与蔡元培的思想影响和北大“科学民主”的风气传统分不开的。
   其次是学科特点的影响。不同的学科，其治学的特点是迥异的。有的学科讲究严谨，有的学科讲究热情奔放，有的学科讲究自由地发散思维……这些学科自身的特点直接影响到校风的特点。一个艺术院校和一个理工科院校的风气差别是很大的，因为他们培养人才的规格不同。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初，光绪皇帝就指出：“（京师大学堂）必须规模宏远，始足以降观听以育人才‘。”来到京师大学堂学习的都是全国最优秀的人才，他们以国家栋梁自居，以复兴国家为己任，对国家大事极为关心。这种风气一直流传至今，并且不断发扬光大。鲁迅先生在《我观北大》一文中说：“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以文科为主的北京大学，经过一代代 “北大人”的努力，形成了“爱国、进步、科学、民主”的优良传统，这其中是深蕴着其学科的特色的。
   与北大一路之隔的清华大学则积淀形成了“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主要是理工科类。当时，到此来学习的学生，都是为了要留学美国。向美国学习，不是学“四书”、“五经”，而是学习其制造“坚船利炮” 的自然科学技术。清华大学的理工科发展很快，尤以数学、物理、化学、土木建筑为最。熊庆来、华罗庚、萨本赫、周培源、张子高、梁思成、刘仙洲、张光斗、钱宁、吴良镛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开一代先河。解放后，清华大学完全调整为一所理工科大学，其自然科学的学科特点更为突出明显。一代代治学大师们反 复强调的是严谨、勤奋、求实、创新，在科学．上容不得半点马虎 潦草，哪怕是在一个细微末节上差之毫厘，都会酿成谬之千里的 大错。渐渐地，清华的学风特点也就突显出来了。其实，不仅仅 是北大、清华的校风有其学科特点，细细观察之，每一所学校校 风的形成都是打着深深的学科烙印的。校风是由治学者培育起来 的，不同学科的治学者都把其学科治学特点及要求融入学风、校风建设之中，这是意料之中事，不足为奇的。
   第三，是时代的影响。时代造就一切，也造就学校，造就学 校的风气——校风。学校在时代之下，无不洋溢着时代的气息。 正如前述，学校特别是大学总是站立在历史潮流之先的，它是当 时社会各种思潮、新知的聚汇地，又是社会各阶级、阶层甚至各 国知识文化、思潮交流、集散的“立交桥”。校园的风气中总是 选取反映着社会的“心声”的。所以，多少年来，人们总是把学 校、尤其是大学比喻作社会的“睛雨表”，时代的“脉搏点”。差 不多和京师大学堂同时代创立的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的前身）的校训是“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宽， 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座。”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组成了 西南联大，校训是“刚毅坚卓，自强不息”。 而延安时期和抗日军政大学的校风则是著名的“三八”作 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解放初期，董必武为华中农学院写的校风是“民主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 廉”。到了50年代，郭沫若把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风概括为“勤俭 办学，艰苦朴素，红专并进，团结互助”。
   十年“内乱”结束后，人民渴望脚踏实地把国家的经济搞上 去，于是许多院校特别把“实事求是”作为校风，如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大学和中央党校等。 仔细品味这些校风的内涵，无不是与学校的历史经历相关，无不是体现了当时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校风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烙印。
   第四是环境的影响。学校所处的环境对校风也有不可低估的影响。沿海城市由于经济比较发达，与外界联系也比较广泛，所以校风比较活跃开放，并且校风与工商业的职业道德更接近。如改革开放的前沿汕头大学的校风为“诚毅”，而“诚毅”实际上就是作为一个好的商人所必须具备的品德。中山大学的校园里矗立着孙中山先生在当时岭南大学演讲时的一句名言：“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这实际上是中山大学的校训，它激励着一代代学子们求真务实，不图虚名，只求做实事。这在商品意识、市场意识比较强的广州，是很贴近环境实际的。文章版权已有转载请注明文章来源:艺馨校园文化设计公司(网址：http://www.shifanxiao.com.cn/) 公司服务项目有： 文化走廊设计 校史馆设计 文化浮雕设计 校园景观设计 校园亭廊设计 校园雕塑设计 特色专用教室设计 校园大门设计 等.转载请务必保留链接并注明出处，否则追究法律责任.